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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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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6月15日 点击数: 2243 来源: 撰稿人:

朱家芳

 

    周子昆1901 年出生在广西桂林的一个贫民家庭,1919 年从广西省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第二年到桂系军阀的部队服役。1925 5 月,参加孙中山的建国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任班长。同年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 月被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独立团)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

    1926 5 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奉命挺进湖南,前锋直指武汉。9 月攻占了汉口、汉阳。周子昆参加了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其间,他曾调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大队大队长,后转入江西,参加了消灭军阀孙传芳的作战。

    1927 8 月,时任独立团营长的周子昆率领全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等组织指挥的南昌起义。起义后,他随朱德、陈毅,经过闽南、赣南、粤北进入湖南。1928 1 月,参加了朱德、陈毅等领导的湘南起义。同年4 月,朱

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一部分部队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周子昆任二十八团营长。后来,历任红军团长、师长、军参谋长、军长、军团参谋长等职,率领部队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为坚持和扩大红色区域作出了贡献。1934 10 月,他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在长征途中任红军总部第一局局长,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同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长征途中,他曾三次负伤并患重病,但他仍然坚持通过了雪山草地。1937 2 月至4 月,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任援西军司令员、副参谋长叶剑英随军委主席周恩来进行国共谈判时,周子昆代理总参谋长,协助军委首长处理总部的大量日常工作。后来,他被调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兼任学员队长和校训练部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周子昆参加新四军的组建工作。1937 11 月至12 月,叶挺、项英先后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和请示新四军组建有关工作。周子昆参加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为叶挺和项英举行的欢迎会。会后,他还专门去他们的住处看望。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在考虑派一批干部去加强新四军的骨干力量遥由于曾经有在一起工作的经历,叶挺和项英都对周子昆很了解,因此都希望他能参加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同时,这也是周子昆本人的愿望。这样党中央很快决定他参加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1937 11 月上旬,叶挺离开延安。周子昆多次和项英商谈新四军组建的有关事宜。项英请他对新四军组建、机关建立等问题多作考虑,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他按照项英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1937 12 月,周子昆任新四军副参谋长。同月下旬,他带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派出的参加新四军的30 多名干部离开延安,奔赴抗日前线,去履行新的历史使命。出发前,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到他的住处为他送行,并对他们寄予殷切的期望。毛泽东对他说,南方8 省红军游击队集中过程中,是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吃饭穿衣是件大事,但只要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党,加上自己的努力,就不难解决。同时希望他和一起派出去的同志们多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反映情况。与毛泽东一起前来送行的还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秘书长谢觉哉、抗大副校长罗瑞卿等。

1938 1 3 日晚,周子昆和他所带领的30 多名干部抵达武汉,与正在那里进行新四军筹建工作的叶挺、项英、张云逸会合。其他30多名干部立即充实到军部机关各处()1938 1 4 日晚10 时,他和项英、曾山、张云逸一起,率领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从汉口乘轮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经九江转乘火车于6 日凌晨到达南昌。这样,军部移到南昌,驻进三眼井高升巷的张勋公馆。军长叶挺则继续留在武汉进行上层活动,办理和交涉干部任命、军需供应和武器配备等事宜。

新四军军部在南昌一落脚,便展开了紧张的工作。周子昆也闲不下来。从福建、广东和赣南等各游击区来联络的人员陆续来到军部。有的还是游击区的负责人亲自找到军部的。如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军代表叶剑英从南京派人找到的闽北游击区负责人黄道、闽东游击

区负责人叶飞也来到军部。周子昆和副官处的同志们一起热情而周到地安排他们的生活。与此同时,他还参与听取了各游击区负责人的情况汇报,同他们一起研究了部队组建和集中的有关问题。

    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后,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将散布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按照组建方案集中起来,开赴抗日战场。于是,项英、陈毅、张云逸、曾山等新四军领导人分头到各游击区,去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南方8 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指示精神,动员他们迅速下山集中,开展抗日斗争。军部机关留周子昆负责联系各方,掌握情况,落实军分会和军首长所决定和交办的编队和集中等各项工作。周子昆实际上在主持着新四军军部的日常工作。在1月中旬至2 月中旬近1 个月的时间里,他带领机关各部门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把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各地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的情况及时汇总起来,向叶挺和项英汇报。2 6 日,在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转来的国民党关于限新四军于2 20 日集中于皖南歙县岩寺一带的命令后,他立即让参谋处发电报向叶挺和项英汇报。在得到他们的复电指示后,他又及时通知各游击区的部队调查行军路线,做好出动的准备,并电告出发日期,提出行动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同时,他还向第三战区反映,由于部队过于分散、通信联络不畅、路途遥远等困难,难以按时集中,从而给新四军的集中留下缓冲的余地,以免授人以柄。他对较早集中、准备编为第一团的湘鄂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傅秋涛部,派参谋处长赖传珠前往湖南省嘉义了解情况,协助他们组织开进的工作。他还派出一批科长、参谋等军部机关的中、基层干部到其他地方的红军游击队中去,协助他们进行改编动员和组织开进工作。为了便于对外联系,他以新四军司令部的名义,于1 28 日和29 日两次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第一版上发表了关于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的启事:“前驻汉口大和街26 号军部已移驻南昌,一切公文、信电请径投南昌三眼井本部。”这意味着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是正式的公开的机构。

    二是用相当多的精力抓了军部机关的建设。当时军部机关的人员来源渠道多,结构复杂。鉴于这种现状,他从增进团结、促进工作出发,对干部实行“五湖四海”。他同各部门的负责人反复研究,根据人员的不同特点进行分工定岗,明确职责,要求其认真履行。他还要求

机关各部门从各游击区中选拔人员,充实到机关中来,以进一步改善机关的人员结构,改善机关的工作。同时,他针对革命形势和情况的变化,紧抓了军部机关干部的思想建设。在军部机关,他特别强调,在新的形势下,应该继续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应该使国民革命

军第四军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四军中发扬光大。

    三是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不忘他所一向热衷的军事理论的研究,而且结合新形势、新情况和新的军事任务,发动机关人员一起进行学习和研究。在军部机关,他根据日伪军的作战特点和部队向敌后挺进的任务,组织参谋人员对游击战争进行专门的学习和研究,安排参谋

处长赖传珠讲课,然后组织大家讨论,最后他作系统的总结发言,解答大家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这就使军部机关的干部特别是参谋人员的业务素质得到了有效的提高,对以后组织部队开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很有价值,促进了对敌军事斗争骨干的培养,为部队挺进敌后

作了有益的准备。

    四是抓紧了干部培训工作。他根据同项英、张云逸到南昌后确定的办教导队的意见精神,筹建了干部训练机构———教导队。他本人兼任队长。在筹建时,他从延安抗大派来的原主力红军的干部中挑选了刘先胜、程业棠等担任教导队的负责人和教员。他要求,既要从各个

游击区抽调学员,又要从新参军的知识青年中抽调学员;课程既要参照抗大的办学经验,又要紧密结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来设置。教导队第一期包括军事、政治干部各一个队,于2 15 日开学。他不仅积极筹办,亲自参与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案,组织教学,组织会操、演习等重大活动,还亲自讲课或给学员作示范动作。他很重视加强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强调“课堂讲授和野外实战相结合”,以提高学员的政治水平和指挥能力。在他的指导下,学员们联系实际,认真学习革命的政治和军事理论,提高了实际工作能力。第一期的学员后来都成为部队建设的骨干。教导队后来扩展成为教导总队,为新四军培养出四五千名军政干部。

    经过近1 个月的分头工作,叶挺和项英先后回到军部。叶挺从武汉乘火车于2 11 日下午到达南昌牛行车站。周子昆带领军部机关的干部到车站迎接。为了让军长尽快熟悉情况,他让参谋处将已经整理好的文稿、地图、统计资料等立即交给叶挺看。2 12 日,项英在完成了在湘赣边区、赣粤边区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动员部队集中改编等任务后,也返回南昌军部。当天晚上,为了欢迎叶挺、项英两位军首长的归来,军部机关召开了军人大会。周子昆主持会议并在会议最后作了讲话。他首先对为新四军组建而奔波操劳的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的胜利归来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欢迎。在最后讲话时,他介绍了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的光荣历史,要求军部机关的全体同志要很好地尊重两位军首长的领导,认真执行两位军首长的指示,在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下,加强团结协作,加速部队改编和集中,争取早日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欢迎会后的第二天,叶挺就主持会议,听取周子昆等关于部队改编和集中的情况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汇报。周子昆特别汇报了军需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说,目前,国民政府每月拨给新四军的军费只有五六千元,但根据军需处的计算,除了军部机关和直属队以外,各支队每月就需9.65 万元。根据他的汇报,叶挺决定和陈毅、李一氓一起去皖南的屯溪,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进行交涉。作为交涉的准备工作,周子昆着参谋处和军需处整理出作为交涉依据的相关材料交给叶挺军长。

周子昆实际领导的军部机关是军首长得力的参谋和助手,尤其在新四军组建之初,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根据叶挺、项英的指示,从2月中旬起,周子昆就组织军部机关的有关部门,一面研究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皖南岩寺集中(第四支队在皖中地区集中)的问题,提出和规定各支队的行进路线,下达集中的通知袁一面抓紧部队组编的问题。这些工作,对军首长的工作和新四军的全局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支持。

在南昌筹备新四军改编和准备赴皖南集中的繁忙的工作之余,周子昆仍然不忘提高新形势下全体机关人员的政治素质。他特别以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主题,组织全体人员举行了报告会,使大家认识到,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新四军仍要牢记人民军队的宗旨,切不可因为实行了国共合作、搞统一战线了,就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军队的界线了。

    经过包括周子昆在内的新四军军部领导进行的大量筹备工作,南方8 省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作为新四军组建的重要程序,正式启动。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在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军之后,于19384 月到达皖南歙县的岩寺集中,第四支队也历经长途奔波到达皖中地区集中。此前,周子昆率领军部参谋处、副官处等部门的部分人员于3 28 日乘两辆汽车先行开赴岩寺,经过实地考察确定,军部和直属队驻岩寺镇,叶挺、项英、张云逸等驻该镇金家大院内,第一支队驻潜口,第二支队驻琵琶塘村,第三支队驻西溪南、砖桥。与此同时,周子昆还部署相关人员开展了社会调查,布置了作战室,设置了前线指挥机构。这有利于机关和部队在移动的过程中实施不间断的指挥。这些工作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3 个支队陆续到达岩寺地区集中设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新四军4 个支队集中完毕时,国民党当局出于遏制新四军发展的企图,要求新四军上报花名册,接受“点验”,这样才能发给军饷和军需物资。第三战区派其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带领一批军官随即来到岩寺“点验”。叶挺、项英、张云逸和周子昆一起研究后认为,这是国民党当局故意显示威风,是对付非嫡系部队的一种手段,是想通过这种手段来卡住新四军的编制和员额,从而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壮大。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但如果不接受“点验”,就会影响军饷和军需物资的供给,进而会延迟新四军向敌后进发的时间。在这种两难的时刻,军部决定派周子昆和张云逸去应对。为了顾全抗战的大局,同时也为了维护新四军的利益,周子昆要各单位编好花名册,在列队“点验”时力求队列整齐,军容整洁,以扩大影响。各单位领导要准备随时处理“点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不出意外。经过这样认真的准备,“点验”最后顺利通过,为新四军顺利奔赴前线抗日、实现逐步发展壮大,在物质保障和组织人事方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周子昆还参加了组织先遣队的工作。1938 4 月,他和张云逸一起,根据毛泽东关于苏南最有利发展的指示精神和叶、项首长的意图,同参谋处研究了派先遣队开赴苏南进行战略侦察的设想,为军首长作这一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4 24 ,毛泽东就同意派先遣队去溧水一带侦察问题给项英复电后袁周子昆立即按照军首长的要求组织落实,而且行动十分迅速。他只用了三四天时间,就从3 个支队抽调了部分团以下的干部和侦察分队的同志共200 余人组成了先遣队,于28 日由粟裕率领向苏南进发。为了使粟裕和先遣队能够及时和军部以及第一支队、第二支队保持联系,按照毛泽东的电文中关于派电台随行的要求,安排参谋处调第二电台通信大队的报务员廖辉带一部电台随先遣队行动。这虽然是一项十分具体的工作,但对先遣队的侦察来说十分重要。这也反映了周子昆抓工作十分周到和细致。

在新四军先遣队出动后不久,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第一、第二和第四支队分别挺进到苏南、苏皖边和皖中敌后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三支队挺进至皖南抗日前线。这些部队先后取得蒋家河口、韦岗、新丰和马家园等战斗的胜利。周子昆及时组织参谋处向延安军

委总部报告,并向国民党第三战区通报战斗的情况,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刊登战斗的消息,一方面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了解新四军在抗日前线的战情,便于总部及时指导,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新四军活动区域和敌占区的广大

军民的抗战志气。

    随着新四军抗战不断取得胜利以及由此而导致新四军和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长江三角洲地区沦陷城市的大批爱国青年纷纷投奔皖南。新四军部队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也需要大量的干部。现有的干部又需要经常训练提高政治和军事素质。鉴于这种情

况,为了加强干部的培训工作,新四军军分会于1938 8 月决定将教导队()扩编为教导总队,由周子昆兼任总队长,立即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筹建工作仍由周子昆主持。教导总队于同年9 月正式成立,下设军事和政治两个大队6 个队,加上各种专业的队,最多时达到13 个队,1200 人。周子昆主持教导总队的工作。教学的内容和管理基本与抗大相同。他始终以抗大为榜样,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教与学都要从实战需要出发,认真贯彻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训,将毛泽东为抗大学员的毕业证书所写的“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的题词作为学员的座右铭。他和原来在抗大工作的教育长冯达飞、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及著名学者、训练处长薛暮桥等认真组织教学,有时还亲自讲授一些重要的课程。在他的领导下,教导总队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被誉为“南方抗大”。

    1938 2 月到1941 1 月皖南事变,历时整整3 年中,在教

导队和教导总队学习和工作过的新四军各级干部约有四五千人。这对新四军广大干部的军政素质的提高,对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以至对华中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都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这种历史作用与周子昆的工作是难以分开的。

    1939 1 月中旬,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奉命率领数十名干部和军部特务营赴长江以北工作。军参谋长的工作职责实际上就由副参谋长周子昆履行。为了便于中央军委总部对新四军指导,周子昆经常向军委总部和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报告新四军的情况,包括各支队的部署情况、武器装备情况、指战员的思想政治状况等等。他十分重视对敌情的研究,注意总结作战经验。他经常要求各部门写工作日记,参与重要军事工作的研究和决策的制定。1938 年他安排侦察科长谢忠良密切掌握芜湖市周围的情况,在该市的周围建立谍报网,以为部队在这一地区打胜仗提供准确的军事情报。1939 年,他派作战科参谋叶超、王征明各带一个侦察班,分东、西两路,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将繁昌、南陵地区图上标明的村庄一一核实,以备作战之需。他布置教育科经常编辑《战斗详报》,为各部队交流作战经验提供了良好的媒介。他重视军部机关的组织、思想、业务和作风建设,提高军政人员的素质。他还十分重视参谋素质的提高和参谋人才的培养。他从教导队中抽调学员,来举办参谋训练班。在他的建议和倡导下,新四军于19393 18 日至24 日在云岭召开了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他主持并作了题为《一年来参谋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参谋工作条例》。这次会议规格很高,并形成了参谋工作的制度化的文件,对新四军的参谋工作建设和军事建设都产生了重要而长远的影响。

    在新四军第二次参谋会议召开后的一个月,即1939 4 月下旬,叶挺率领邓子恢、罗炳辉和赖传珠等一批干部赴江北工作。周子昆派了一个营随行保卫叶挺等同志的安全,最后将这个营留在江北,后来成为江北游击纵队的骨干力量。

    除了抓好参谋工作等相对具体的工作外,周子昆参与了各种涉及新四军全局和发展方向等方面的重要工作。比如,1939 7 月至8月,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云岭的石头尖村召开。会上,项英、陈毅、袁国平等作了报告。作为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他参与了大会的

领导,并就新四军部队的作战和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作了报告。这次会议对新四军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在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新四军中的贯彻执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除了抓好参谋工作外,周子昆还亲自参与抗日战斗的指挥,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指挥繁昌保卫战、皖南反“扫荡”战斗和云岭保卫战,并取得重大胜利。

    1939 11 月,日伪军先后出动数百名至两千余人,三次进犯繁昌。根据项英的指示,周子昆立即前往第三支队,协同谭震林指挥部队,运用运动、防御尧伏击、袭扰、攻城等多种战法,同日伪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毙伤敌450 余名,便繁昌失而复得,保卫了皖南抗日阵地。

    1940 4 月下旬,日伪军出动万余人,对皖南南陵、繁昌、泾县等地区的抗日阵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驻皖南的10 万国民党军队全线撤退,只有皖南的新四军部队独立迎敌。其时,叶挺尚在重庆。周子昆协助项英指挥第一团、第三团和第三支队的第五团以及军部特务营等部队,利用皖南有利的丘陵地形,以游击战为主,在父子岭、何家湾、九郎庙等地与敌展开激战,予敌以重创,接连取得多次战斗的胜利,共歼敌900 余名,迫使敌人于5 3 日撤退,使敌人原定占领泾县、青阳和太平的企图化为泡影。

    1940 10 月初,万余名日伪军再次对皖南抗日阵地讲行大规模的“扫荡”。日伪军一部5000 余人由南陵出动,于10 7 日向云岭以北7 公里的汀潭进犯,在这种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周子昆协助叶挺、项英指挥第一团、第三团和军部特务营及教导总队的指战员奋力抗击敌人。那一天,他在前线指挥所里指挥战斗,在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突然遭到敌机投下的炸弹的袭击,炸起的泥土将他的半截身体埋住,在警卫员把他拉出来后,他吐掉嘴里的泥土又继续指挥战斗。在他和其他军领导的指挥下,参战的新四军部队与敌人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战斗,连续十多次打退敌人的冲击。当天夜里,新四军派出小分队从多个方向对敌人的营地进行袭击,使敌人遭到重大伤亡。在敌人败退时,新四军部队发起追击,并乘胜收复了泾县县城。至10 11 日,新四军部队在这次反“扫荡”中共歼敌2900 余名。

    1941 1 4 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 余人奉命向北转移,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7 个师8 万余人包围袭击,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部队经过7 7 夜的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被迫分散突围。在这种情况下,周子昆仍然鼓励和他一起突围的新四军指战员:不管革命有多少艰难险阻,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冲出去,找到部队继续战斗。这显示出他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

周子昆突围后在泾县、广德交界处赤坑山上的蜜蜂洞一带隐蔽,准备伺机北渡长江。但不幸的是,他于1941 3 14 日和项英一起被叛徒刘厚总杀害,时年40 岁,

1955 6 19 日,周子昆烈士和项英烈士、袁国平烈士的遗骸一起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安葬,被称为“三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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