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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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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6月15日 点击数: 2345 来源: 撰稿人:

朱家芳

 

 

    袁国平,原名袁幻成,又名袁裕,字醉涵,笔名最寒,湖南省邵东县袁家台村(今属邵阳县)人,1906 5 26 日出生。他6 岁进私塾,后转入邵阳循程高等小学。1919 年五四运动时,他领着同学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并开始阅读各种进步书刊。

    1922 年袁国平考取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25 年毕业后,他到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参加了“南国社”的工作。同年10 月,在田汉的支持下,他考入黄埔军校政治科学习。在这里,他参加了左派学生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国民党右派操纵的“孙文主义学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领导成员周逸群、蒋先云、李之龙、徐向前、左权、陈赓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同年1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7 月,他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左翼宣传队任队长。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他被调到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1927 5 月下旬,他随军出发鄂西,参加对夏斗寅的平叛战斗。

    1927 7 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力量在南昌发动军事暴动。袁国平在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后于7 月底秘密赶赴南昌参加行动。南昌起义中,他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政治工作人员一起,加强部队教育和对外宣传,鼓舞了士气和民心。起义军南下途中,他也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后来,由于形势恶化,起义军被迫分散行动。他和一批干部在当地农会干部的帮助下转移到香港,同年12 月又来到广州,根据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指示,以广东省委联络员的名义参加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12 11 日起义开始时,袁国平和教导团的营、连负责人一起指挥队伍攻打广州市公安局,消灭了反动武装,救出了800 多名共产党员和群众。他联系最多的教导团在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起义部队在撤出广州后被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他任党代表。

1928 10 月,袁国平奉中央之命随同彭湃经香港赴上海。他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被派往中央苏区,担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长。

1929 6 月,袁国平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19306 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期间,袁国平领导部队开展政治工作时,重视紧密结合战场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因而很有针对性。他善于不断及时总结和发挥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

    由于对红军和根据地政治工作的贡献,袁国平接连升任红三军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和代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在1934 1 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5 8 20 日,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毛儿盖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北上的方针,决定进军甘陕。袁国平与正在患病的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日联名发出《关于北进前的政治保证工作指示》。这一文件体现了袁国平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的贯彻是迅速而坚决的,所作的政治动员是切合实际的和非常适时的。

1935 10 月,在中央红军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时,毛泽东写就了著名的诗篇《七律·长征》。长征结束后,袁国平步其韵和同名诗一首:

                        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也等闲!

 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

 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

 最喜腊子口外月,夜辞茫荒笑开颜。

    1936 6 月,全军干部会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创立红军大学,以提高部队干部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红军大学就是抗战时期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袁国平任该校下属的红军学校的政治委员。至12 月,红军大学扩编成两个分校,他任第二分校政治委员,主持教学和训练工作。1937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同年8 月,陕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奉命到甘肃庆阳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陇东办事处主任等职,把陇东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1937 10 月,国共两党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南方8 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为了加强领导力量,中央命令袁国平南下,全力协助叶挺、项英完成南方8 省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改编工作。1938 3 月,他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3 18 日,毛泽东在致电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的电报中称他“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这是毛泽东对袁国平的高度评价。

     1938 4 26 日,袁国平到达皖南歙县岩寺(今属黄山市徽州区)新四军军部。当天,他就向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排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新四军今后任务的指示,并指出,新四军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武装力量,共同协力抗战;要迅速派出精干的先遣部队,深入敌后,开辟游击区,建立抗日根据地;要批驳“抗日亡国论”;那些卖国投降、背叛祖国的汉奸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的这个讲话,语言生动,深入浅出,深深地打动了参加会议的干部。

    袁国平到达皖南时,新四军军部正在组织先遣队赴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他立即参加了组织先遣队的工作,简要听取了先遣队司令员粟裕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的汇报,要求先遣队在深入敌后的过程中,发扬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优良传统,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宣传和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并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实际行动,来扩大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1938 4 28 日,他和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一起,欢送先遣队出征。当第一支队跟进到苏南敌后、第三支队开赴皖南敌后时,他又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更好地指导部队开展战时的政治工作。

    新四军建立之初,也是全军政治工作的初创阶段。袁国平特别重视抓政治工作建设。他抓紧配备各级政治工作主官。支队配副司令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团配副团长(政治委员)、政治处主任,营配副营长(政治教导员),连配政治指导员,使各级政治工作有人负责。他抓紧政治机关建设,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配备干部,既要看干部政治上坚定的情况,又要看干部是否有能力担当起工作。他亲自物色和挑选各级政工干部,抓紧对他们的训练和培养。他编写了《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选编了《苏联红军政治工作辑要》。他在协助叶挺、项英

指挥部队作战的同时,还在部队建立起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新四军政治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作机关,干部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其中的敌军工作部长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担任。他经过慎重的考虑,打破常规,提请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研究,请林植夫担任。

林植夫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精通日语,了解日本国情民俗。任用后的实际证明,林植夫工作积极,大胆负责,以积极的工作和出色的成绩来报答中国共产党的知遇之恩,使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他强调要把政治工作的重心摆在

连队,“吸收全体官兵参加政治工作,发扬其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将整个新四军变成一支坚强的政治工作队。

    为了加速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建设,袁国平两次主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分析政治工作的形势,总结经验,找出问题,研究政治工作的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措施、方法,建立和健全了各种制度。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开展情况,他都及时向军委总政治部作了报告。

1938 6 17 日至19 日,袁国平在安徽南陵县土塘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会上,他提出了政治工作的四项基本任务:健全党的组织,发挥党支部在连队的作用;正确执行干部政策,充分发挥干部的聪明才智;深入进行政治教育,使干部战士树立为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的信心;确立政治工作制度,健全政治工作系统。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上,他要求从上而下进行集中指导,以保证政治工作方针与路线的一致。政治工作的重心要放在连队,战时政治工作,要特别注意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具体指导。这次会议后,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到南京、江宁、镇江、丹阳、芜湖一带敌后战场视察和指导工作,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当时“亡国论”盛行的情况下,他坚信“中国抗战前途很好,最后定可战胜日本”。

1939 2 7 日至17 日,袁国平在泾县云岭主持召开新四军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执行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他在会上作了题为《新四军

一年来政治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会后,他根据过去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环境以及国民党投降和分裂的危险日益严重的新情况,主持起草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于同年4 月颁布实行。这一文件使新四军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使得政治工作在开展时有章可循。

    袁国平十分重视新四军部队党的建设。1939 7 16 日,新四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泾县石头尖村召开,历时10 天,党员代表23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回顾了新四军成立以来在党的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具体讨论了抗战的形势,明确新四军中党组织当前的任务是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组织。为了完成上述任务,会议强调要建立一支党领导的政治上军事上坚强的铁的新四军。他作了《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报告大纲》的报告。这是会议的主要报告,集中体现了会议的主要精神。他要求共产党员要保持在作战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各部队要积极发展党员,从而壮大党的组织和力量。会后,各部队和广大共产党员进行了认真的贯彻。1938 4 月,新四军在整编时的10329 人中,党员有2580 人,约占部队总人数的25%;到1939 年底,新四军发展到49901 人,党员有19636 人,约占部队总数的40%。共产党员在战斗中较好地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当时作战伤亡的指战员中,共产党员约占60%。

    袁国平十分重视研究新情况,善于总结新经验。他结合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和特点,给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1939 2 15 日,他撰写的《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一文在新四军政治部主办的交流建军和作战的综合性刊物《抗敌》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该文根据在江南敌后作战8 个月的经验,具体分析了江南环境的特点,全面论述了新的条件下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明了当时政治工作需要完成的任务,系统而全面地总结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对当时新四军全军的政治工作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新四军不断取得对日伪作战的新胜利,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长江中下游地区沦陷的大中城市的大批爱国青年纷纷投奔皖南新四军,需要对他们进行培训。对新四军已有的干部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不定期的培训。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根据地的开辟又需要大量的干部。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新四军军部研究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将原在1938 1 月创办的教导队,于1938 9 月扩编为教导总队。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总队长。袁国平兼政治委员,参加主持总队的日常工作。他把总队看作培训干部的熔炉,非常关注和关心教导总队的工作,常常到总队去给学员做报告,并解决教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从办学方针、教学计划、学习内容到教学方法、学习方法,以及军政教官的配备,他都亲自过问。他要求总队以抗大为榜样,积极贯彻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运用抗大的办学经验,选配从抗大毕业的干部担任教员。在理论教育上,他强调三大原则:少而精,学与做,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做到融会贯通和灵活运用,不死记硬背条文。他根据红军政治工作的原则和优良传统,运用北伐军、红军和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紧密结合新四军敌后游击战争的实际,编写了政治教材《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这一教材就抗战中的部队、民众和日伪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做了深入浅出和系统而具体的论述,并亲自授课,深受广大学员的欢迎。后来,应全军将士的要求,教材被印发全军作为全军指战员必修的政治课本。总队对新四军干部军政素质的提高和部队的发展壮大,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在总队学习过的学员,特别是那些从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沦陷8区来的学员,一般经过3 6 个月的学习后,先后走上抗日前线,及时补充到新四军各部队,使之增加了新鲜血液,其中许多后来都成为新四军的骨干。

    袁国平对青年战士的健康成长也十分关注,很注意发挥青年在军队中的生力军作用。1939 11 月,新四军召开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他代表军党委在所致的开幕词中说:“要教育青年爱护国家民族、爱护军人,拥护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战争胜利,为国家民族独立解放和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而艰苦奋斗到底。”“发挥青年的革命精神到一切工作中间去,这样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他推动了全军的党组织高度重视青年工作,使全军的青年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有声有色。

    袁国平对新四军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十分重视。1939 12 2日,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专门召开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过去宣传工作总结及今后宣传工作任务》的报告。这一报告全面总结了全军宣传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指出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宣传工作的任务及完成任务的原则和方法。他说:“我们说建军必须建人,建人必须建脑。如何建脑?就是宣传教育,把头脑武装起来。我们要把党的政治工作变成一种实际的物质力量,就要依靠宣传教育。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自己的主张,一个革命没有这个前提是不会成功的。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铁军,基本的一点就是这个军队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工作的积极性,作战的勇气,刻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都建筑在信仰马克思主义,建筑在这个伟大理想上面。在这个基础上的工作积极性才能巩固,战斗情绪才能坚定。所以宣传教育工作是掌握着革命军队和群众的精神钥匙。”他还强调:“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理论与实践的一致”他提出,要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要坚持以下原则:集体学习、研究,互相帮助;中国化、通俗化;因材施教;教、学、做的完全一致;启发重于注入,理解重于记忆;由具体到原则,由原则到具体;循循善诱,循序渐进;批判精神,科学态度;基本教育和宣传鼓动相联系;计划切实,检查深入;博而又约,约而又博;形成学习空气。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今天的宣传教育工作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特别强调,在教育中,不但要学员了解原则,同时要说明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学生根据原则及各个不同的具体环境,灵活地运用于实践中,并在实践中把握新的原则来补充与发展理论。

    袁国平善于用文艺的形式来教育干部战士,提高政治觉悟,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激励斗志。这基于他自己有广泛的爱好和兴趣,对党的文学艺术工作也颇有研究。他先后发表了《抗战中的艺术观》和《论繁昌之战及今后戏剧创作的方向》等三篇文学艺

术研究的文章,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文学艺术在抗战中的重要意义、任务、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及艺术创作和生活的关系等,并着重指出:“艺术工作是全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部分”。关于在抗战中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艺术,他指出,我们需要的艺术应该是国防的、统一战

线的、大众化的、集体主义的和写实主义的。他对著名的《新四军军歌》的确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歌词原来是陈毅所写的《十年》。袁国平参加了由项英主持的歌词的集体修改,还对作曲者何士德的谱曲作了关键性的指导,他特别对何士德说:“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直往前的气魄。”何士德后来回忆说:“在军歌谱曲的过程中,对我有启发的主要是袁国平同志。”军歌谱曲完毕后,教导总队的文化队进行了试唱。项英、袁国平等听过后确定下来,马上就在部队中教唱。这首军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历史歌曲之一。

    1940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加快了反共的步伐。4 月上旬,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加紧调兵遣将,完成了对皖南新四军和设在云岭的军部的层层包围后,发电报要求新四军派代表到上饶谈判,企图逼迫新四军结城下之盟。袁国平受军部的派遣于4 11 日来到江西上饶,先与对方的代表谈判,将他们的无耻谰言和倒行逆施驳得体无完肤,使之无言以对。最后顾祝同只得亲自和他谈判。他对顾祝同对新四军的污蔑进行了针锋相对、义正词严的驳斥,使之哑口无言,谈判未达成协议。谈判后顾祝同感慨地说:“袁国平确实是个人才,党国能有这样的人才多好呀!

    1940 年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了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阐明了中央与反共顽固派斗争的路线和策略。接到指示后,项英当天召开了东南局、军分会常委和新四军党委的联席会议。会上,袁国平和曾山完全拥护中共中央指示的路线、方针和策略。会后,他于5 19 日去重庆,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汇报皖南情况。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指示袁国平,要求他敦促项英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尽快撤出皖南,免遭国民党顽固派的打击。同时要求项英、袁国平在军事上尊重叶挺军长的领导,做好团结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指示未能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造成后来皖南事变的悲惨结局。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日益加剧的反共活动,袁国平接连发表文章予以揭露和驳斥。他在《新四军成立三周年感言》一文中指出:“三年来铁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新四军是忠于神圣抗战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如果亲日投降派的阴谋实现,则抗日的胜利功亏一篑,亡国

灭种的大祸也就不幸降临了。亲日投降派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敌人的奸细,卖国的汉奸,国家的害虫,人民的公敌,必须以忠奸不能两立的精神,动员人民大加讨伐。”

    随着皖南形势的日趋恶化,袁国平对抗战的大好形势将遭到破坏十分担忧袁无限愤慨。他在1940 10 18 日写给哥哥的信中说:“由于国共关系紧张,不幸在江南、华北均发生磨擦,是诚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在皖南由于我委曲求全,并以不卑不亢的精神坚持立

场,幸至今尚未进入流血的冲突。”“和平的巩固端赖以双方之精诚相见,我之忍让亦有一定限度;如妨碍我之生存,亦不能一让再让,此点仍需国人寄于同情。”

    在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准备北撤前,袁国平着重做好转移前的宣传鼓动工作。他召开了团以上政治工作干部会议,要求做好转移前的思想动员。他又召开了新四军与东南局同志的联席会议,妥善地安排已经暴露身份的地方同志随军转移,同时大力开展对民众的宣传教

育工作。他还编写了《向敌后进军宣传鼓动大纲》,发到全军,要求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讨论,人人明白。他在《大纲》中指出:“目前国内形势,正处在直接分裂与投降危险的时候。但克服分裂投降危险的可能性也并未完全丧失,只要我们大家警惕目前局势的严重,一致团

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共同努力,坚持团结奋斗,我们还有充分把握,争取继续团结,继续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他在最后号召新四军转移部队:“在此次进军中,有遭遇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阻拦与捣乱的可能,大家要发扬红军坚决英勇和机动的作战传统,争

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胜利。战斗情绪要百倍加紧,行动要秘密,动作要敏捷,侦察要机警,警戒要严密,作战要勇猛,游击要灵活。”

1941 1 4 日晚,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部队经过7 7 夜的英勇战斗,除了少数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叶挺下山谈判被国民党顽固派扣留,项英和周子昆突围后遭叛徒杀害。在突围激战中,袁国平身中4 弹,负了重伤。为了不拖累其他的同志,让他们能够突围出去,他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壮烈牺牲。时年36 岁。

1955 6 19 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南京军区负责同志将袁国平的遗骸由安徽泾县的茂林迁至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重新安葬。

    袁国平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一位英勇而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充满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火热而深厚的感情,为实现、发展和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贡献了全部的精力,奉献了珍贵的生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自红军时期起,就一直从事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在积极的实践中,探索、总结了极其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他到新四军工作后,对政治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总结。他留下的许多光辉篇章及其所包含的光辉思想,对今天我国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是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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