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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新四军老战士 亲历的皖南事变突围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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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新四军老战士 亲历的皖南事变突围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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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新四军老战士 亲历的皖南事变突围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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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在新四军四支队十四团三营九连担任副连长,于1939 年 9 月份到庐江县东汤池教导队学习。后分配到本教导队总队特务营二连担任指导员工作。
        国民党蓄谋已久的皖南事变于1941年元月份开始了。我们早在1940年下半年就看出此种症候了。部队在军事上、政治上就有所准备。比如,皖南机关部队所有勤杂人员早在1940年11 月份就撤走了。部队重新加以整编,我们特务营编入军特务团一营,驻在泾县小河口、马林坑一带,保护我们兵工厂。
        在 1941 年 1 月 4 日晚上接到电话通知,要我连于5日清早出发到茂林集中归队。我们一营是在茂林到太平必经的一座山岭上,叫樵山岭,休息了一天多,警戒太平方向来犯的敌人。1 月 7 日天刚亮,敌人五十二师有一个连向我们一连排哨上冲锋。我们给他一个反冲锋,就消灭了敌人一个排,缴轻机枪两挺、步枪 20 余支。接着我们部队撤下来向旌德县方向开进了,走到皮岭就与敌人四十师打起来了。我们特务团在皮岭山下,打垮了四十师一个团,消灭了该团第三营,捉了一些俘虏,缴了一部分武器。我们行军打仗,一整天也没有吃饭,到夜里近 10点钟时,炊事员才找到我们,送了一点冷饭来给我们吃了。到半夜时又来命令撤回到高岭。夜里非常黑,天又在下毛毛雨,慢慢向回摸,又没有路走,就向有 80 度的高岭山上爬,一不小心,摔下去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回到高岭和皮岭上,与敌对峙打了三天三夜。雨也下了三天三夜,指战员们就淋了三天三夜,又饿又冻,这个滋味的确难受,但是战斗情绪还是很高的。我们特务团于 10 日晚上,在凤村集合,奉军部命令当晚就开始突围。刚摸到一座小松山上,天就亮了。正好附近有个小村庄。我派了两三人去村里多筹米做饭吃。吃过饭,太阳出来了,我带八、九个人就向东边比较大的山走去。正在走着,抬头一看,山腰里有 4 个人向草丛里钻。我估计不是敌人,我就问你是哪一部分。他们听见我们一喊,也就停止了。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军教导六队副队长刘仁升。他的另外 3 个人是小河口兵工厂司务长和工人,都是徒手,仅仅是刘仁升有一支驳壳枪。我带的八、九人也只有四、五支枪。这样我们两个率领十几个人到了一座山坳上坐着,就看见山脚下敌人在捕捉我们失散的战士。我就讲我们下去营救他们好吧,刘仁升说,我们就这几个人,枪又少,有什么用呢?不但不能营救别人,相反的把自己倒送到虎口里去了。他说的确有道理,但是,这种阶级友爱很难控制自己,可是一个巴掌难拍响,也只好忍耐下去。就这样我在山上收容了一天,到晚时有30余人了,但也只有半数有枪。天刚黑定,我们正在计划怎么行动时,敌人来了一个排,冲着我们讲话声音的地方打起机枪来。我们只好顺岭向北走。走了几里路,在山腰间停下来,看见四周都是敌人的手电筒,像萤火虫样遍地都是。我就派两位战士上去侦察一下。等到半夜11点多,都未见回来。我们尚有 20余人,除了我一人没有睡,其他人都睡得很熟。我想在此继续下去,天亮后不是牺牲就是做俘虏。我马上把大家都喊醒了,加以动员组织,我说:“同志们,今晚无论如何我们要渡过章家渡大河。我们不走路,专走田畈里和水沟里。如果碰上敌人了,给他一个猛冲猛打,一人拼命十人难挡,又是夜里,敌人不了解我们有多少兵力,他怎么敢抵挡呀?!”经过我这样简单的动员,大家情绪很高。刘仁升走在前面,我在后面,就这样一路慢慢往前走,很顺利地到了章家渡大河。到河边一看还有个老百姓,并且有个毛排。问问敌情,他说侧对过有一四四师一个营兵力。他说你们赶快上排,我把你们都送过去。如果敌人发现不得了。我们20余人一排就渡光了。过河后我们就到四姑山山脚下的小茅草棚里隐蔽一天。晚上又动员了一下,准备翻过四姑山,往繁昌方向走去。一到四姑山坳口,碰到两个兵在那里站岗放哨。问他哪一部分的,说是新七师的(是川军)。前头传来话问我怎么办,我说照走不误,如果问我们哪部分,就说是一四四师。就这样过去了,临我到放哨的跟前时,发现两个放哨人拿着马枪,我心里就疑虑起来了,这可能不是敌人,如果是敌人,不会拿马枪放哨。但我没吱声就继续前进,刚下山碰到4个老百姓挑着四担饭菜,还有猪肉,问他送给什么人吃,他就问你们是什么人。我说,我们是新四军啊。他又不放心地问了一句,是真的吗?我说那还有假吗?这时,他才告诉我,饭就是送给你们新四军同志吃的。这样的对话就讲得声很大,被李二农听出我的声音了,就喊了起来:“你是老傅吗?”我说:“一点也不假!”“咳呀!你们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只当你们真的是一四四师哩。”“我也只当你们真的是新七师哩。”大家哈哈大笑一场。这真是大水淹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了。这样一来,我们20余人回到四姑山大庙里,与他们七、八十人会合了。不仅如此,还会了一顿餐。他们买了一口猪,老百姓煮得烂烂的,有整两水桶,和大白米干饭,吃得太好了。吃了以后,已到夜 12 点钟了。大家计划一下,把部队重新进行了整顿,当时推选刘仁升为连长,我为政治指导员,李二农原是特务团团部侦察参谋,还是不动,陈萍是团部特派员,总的讲是我们 4 个人负责。又决定明天不能在此地隐蔽了,因今天造成的目标很大,又加距章家渡很近,必须马上行动,到父子岭去隐蔽一天。这个地区是三支队原来驻扎地区,并做有小土碉堡和工事,周围都是不大的村庄,又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行动到此地天快亮了,我们100多人钻进两个土碉堡里隐蔽了一天,吃早晚两餐(中午不吃,因怕暴露目标)。此地是小起伏地,又是小荒草山,没有树林,因此容易暴露目标。虽然这一带没有什么敌情(过了章家渡,就算突出了重围),但是我们精神上仍没有放松警惕。吃过晚饭后又继续行动,只是决定向铜繁方向行动,没有确定目标宿营地点。李二农、刘仁升、陈萍等同志在前面,我在最后面。走了 60 多里路,也未休息一下,到了南陵县张家大山。山南是深山丛林,山下有一个村庄,我就想在此地隐蔽。结果一进山沟,部队走累了,距离拉得很长,口令就无法传到前面去,只好翻了张家大山。山洼里有开山地的几间茅草棚,就决定在此休息。这里只有一个老百姓在家,我们这 100人要煮饭吃,没有米怎么办呢?就给了老百姓 10 元法币,让他翻山买米。部队一夜走了七、八十里路,大家都很疲劳,倒下茅棚里就睡起来了,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才睡醒。我醒了就催老李赶快派人出去侦察。由于部队是各方面凑集来的,不大听指挥,迟迟没有动。结果三督促四督促刚出门就发现有情况,敌人新七师从戴家汇来了一个营,到了我们茅棚紧对门,就发现我们的人了,就喊你们是干什么的?边喊边下来了,总共距我茅棚不到 50 公尺远。我说糟糕了,赶快叫部队向后面跑出去。嘴讲不及,敌人三挺重机枪和许多轻机枪向我们开火了,子弹像雨点样落在我们前后。我们 100 人只有半数有枪,其余都是徒手,又没有一挺机枪,只有 10 支长短枪。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地形又对我们非常不利。整个地势呈一种马鞍形式,我们处在马鞍中间,敌人是居高临下,我们周围也没有一株树,统统是玉米地。我们向后跑必须翻山,并且也是秃岭。我与李二农、陈萍三同志督促部队脱险,最后距敌人几公尺远,才把茅棚后墙打通跑出去。一上后山,子弹像倾贫大雨样向我们泻来,我穿一件灰布大衣,被打了几个窟窿,幸好未打着肉。待我翻过山,部队都跑散了。当时只伤亡了几个同志,被捉去了三、四个同志。我们脱险后,只集中了四、五十人,尚有半数不知道跑何地方去了,估计大部分是设法回家了。
        敌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在此地呢?事后才知道,那个给我们买米的老百姓路过敌人军事哨时,10元法币被敌人搜出来了,就问他钱是哪里来的,老百姓就说部队让他去买米的。什么部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在我这里。这样敌人就报告了戴家汇驻军,想来消灭我们,哪知道未达到目的。
        我们四、五十人,在黄昏时到了牡丹山,在此碰上了我们团政委张闯初率领的200多人,从此我们就有了依靠了。这时我们就想渡江到江北无为与江北游击纵队会合,可是国民党与日本鬼子同流合污,勾结起来协同动作,日本鬼子用许多军舰把长江封锁起来,不让我们渡江。我们只好在南繁铜三县打了20多天游击后才渡江,大概在2月初渡江的,过江后无为农民正在过年。我们当时驻在六洲、白卯洲一带,与江北孙仲德率领的游击纵队会合,整编为新四军第七师五十六团独立大队。当时大队长是徐绍荣,政委是蔡园两同志。我们为第一连,连长刘仁升,副连长李纪文,我为指导员,副指导员是聂国春,军事干事是罗祖红(乐祖洪),政治干事是杜大公等同志担任。因兵少干部多,所以一个连队配了许多干部。就在2月底,徐绍荣派我率领 9 个人化装便衣带着短枪继续去泾县收容失散人员。当时我记得有李纪文、李务本、刘吉生,其余人不记得了。又过江到繁昌黄浒、狮子山、铜陵牙(丫)山一带活动20多天。敌人封锁紧,没法进去,又加我地形不熟悉,所以没法完成任务,只得回头。走到黄浒到孙村之间,距我们有100多米远,有个人穿着大褂子,戴着礼帽。我与李纪文两人在前面走,其余7人距离拉得很长。我们商量这个人一定不是好人,我们两个装四川人讲话,说我们是一四四师侦察便衣队,来此看地形的,不久要来驻防。果然很灵验,他就把国民党的党证和证件都拿出来给我们看。他洋洋得意地说我是来此地办共产党自首的问题。我说太好了,带我们去孙村一带去看地形。他很高兴地与我们一路到了孙村。到后我们就在个饭店里做饭吃。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繁昌县一个秘书,还有一个副官,孙村乡何乡长共 4 个人。只有那个副官看出我们不是一四四师侦察队,他设法溜走了,后来才知道他身上带有一支短枪。其余3人没有跑掉,带到孙村后面路上,商量处理他们。我主张打死那个办自首的和何乡长,放走那个秘书,因他很年轻,又是文人。李务本说何乡长在他突围时走他家过,给他3元光洋做路费,那当然不能打。李纪文不同意放走秘书,结果打死两人。到了红花尖山脚下吴(乌)烟冲,我们碰见刘全同志,江北派他率领一个排在此地开辟游击根据地。我们把情况向他汇报后,他说不该把何乡长放了,那个人很坏。李务本说,那不要紧,如果他以后坏的话,还能跑出我的手吗?后来事实证明是他把假情报给我们,把我们活动的真实情况报告繁昌县政府的。以后还是李务本把他处死了。
        我们回到江北后部队又变了,把我们独立大队改编为五十七(五十六)团第一营,营长陈仁洪,政委马长炎,率领两个连。我们为第一连,连长是我,指导员是练诚良,副连长孙振开,副指导员林康。第二连连长彭士保,还有董南才、江永泾等同志。在繁昌活动是我们两个连轮流换班,3个月一换,主要由刘全负责。不久又改编为七师五十七团。梁金华为团长,马长炎为政委,陈仁洪为副团长。六洲游击队整编为第三连,连长谢长华,指导员是刘国兴,但没有设营部,由团部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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