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王必成率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挺进苏南敌后抗战，攻据点、炸铁路，设埋伏，搞夜袭，所向披靡，连战皆捷。日寇闻风丧胆，人民拍手称快，誉称第二团为“老虎团”，王必成为“王老虎”。第二团被军部授子“战斗模范团”光荣称号。第二团艰苦奋斗、能征善战的作风是王必成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出来的。他始终坚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堪称楷模。
        在抗战时期，王必成与指战员同甘共苦，英勇奋战，从不搞特殊。他常说：“官兵不一致 ，就 等 于 摧 毁 自 己 的 战 斗力。”1938年7月，王必成带领部队来到常州武进县戎家村，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他和普通士兵一样，住在农家七八天，每天帮助群众挑水、干农活，和群众促膝谈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他召集附近几个村70多个青年连续7个晚上开会，宣传新四军是什么样的部队，为什么要打鬼子、怎么样打鬼子的道理，对青年们提出的问题逐个进行解答，化解了他们心中的疑虑，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参加新四军打走日本鬼子，才不会当亡国奴，国家才能得到安宁，人民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后来，他们之中有 49 名参加了新四军，王必成安排他们在一家祠堂住下。次日一早，王必成去祠堂看望他们，看到地上铺的是稻草，身上盖的也是稻草，便风趣地说：“你们盖的可是金丝被呀！”一下子把大家都逗乐了。这就是当时部队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成立。为保卫军部南大门，王必成率领的一师二旅奉命从潘家进驻刘庄，直接划属军部指挥。这时王必成已经 29 岁，还没有结婚。后经介绍，他与兴化县六区区委书记陈瑛结婚，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婚后第三天，陈瑛就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投人到紧张的建立抗日根据地工作中去了，而王必成更是为保卫军部的紧急军务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在婚后经常过着紧张艰苦、离多聚少的两地生活，但他们心心相印，默默地献身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
        1942 年年底，王必成奉命率领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部及第四团（原一团）2000 余人进人江南，与原第十六旅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合编为第十六旅，第四团改编为第四十八团。王必成任旅长，江渭清任政委。国民党顽固派乘新四军立足未稳之际，集中顽军第五十二师、第一九二师、江苏省保安第一纵队、第四纵队、挺进第二纵队、忠义救国军等，于 1943 年 4月向新四军发动进攻。经 3 昼夜 血 战 ，新 四 军 歼 敌 1000 余人，缴枪 400 多支，自身也伤亡250 多人。由于寡不敌众，为保护战斗力，王必成便下令撤退转移。接着，日军又开始对新四军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和“清乡”，给江南敌后坚持抗战带来更大困难和风险。江渭清在日伪军 500 多人的合围中受伤，苏南区党委副书记邓振询牺牲。由于苏南地区“塘小鱼多”，部队难以展开，给养又很困难，粟裕致电王必成、江渭清，打算要王必成带第四十八团回苏中休整补充。苏皖区党委在讨论时，王必成和江渭清都认为，江南地处京、沪、杭敌后，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无论怎样艰苦，一定要坚持，战斗部队一个人也不能走。艰苦、危险正是锤炼部队的好机会。区党委因此作出决定，大家共度难关。在王必成、江渭清的指挥下，部队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旅长、政委和大家一样忍饥挨俄，勒紧裤带，顽强坚持了 6 个月，终于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渡过了难关，于 10 月间迎来了形势好转，部队由被动转为主动，由防御转为进攻，打开了新局面。这支部队经过艰苦环境的洗礼，终于锻炼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部队。
        王必成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自觉的、一贯的。他 有 一 条 旧 毛 毯 ，盖 了 一 辈子。那是新四军在 1940 年拔除靖江东北的孤山、西来镇日军据点战斗中缴获的一件战利品，当时分给了徐绪奎团长使用。不久，徐绪奎在营溪战斗中牺牲，他的警卫员金山便将这条毛毯送给纵队司令员王必成作纪念。从此，这个毛毯跟随王必成半个世纪，滚边坏了缝了又缝，磨出了洞补了又补。他的女儿看到这条毛毯太破旧了，怕爸爸冷，便买了一条新的换上。王必成睡觉时发现后，非换上旧毛毯不可。他说：“我们今天来之不易，是多少同志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盖上它，就想起许多牺牲的同志和战友。千万不能忘记过去呀!”这条毛毯一直 盖 到 他 最 后 生 病 住 院 为止。现在，这条毛毯陈列在黄桥战役纪念馆，是王必成一生清正廉洁的象征，也是反腐倡廉的生动教材。
        “南京路上好八连”可谓名闻天下，影响深远。可好八连的茁壮成长与闻名全国，是与王必成的呕心沥血、言传身教分不开的。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后，这个连队进驻上海，担负着南京路上的警卫和巡逻任务。他们仍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谦虛谨慎的作风，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1955 年，王必成抗美援朝回国后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八连的表现引起他的关注。他多次深入该连调查研究，勉励指战员发扬人民军队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为灯红酒绿所迷惑。他指示政治机关要认真总结八连的经验，举办八连的事迹展览。1959 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通讯，各大报刊相继报道和转载。后来，王必成又产生了把八连事迹搬上舞台、银幕的想法。正好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沈西蒙路过上海，王必成便抓住机会，向他们讲了自己的想法。沈西蒙当即答应保证完成首长交办的任务。不久，《霓虹灯下的哨兵》便诞生了。从此，“南京路上好八连”闻名中外，家喻户晓，极大地感染教育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