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逐步形成的皖中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在皖江地区的统治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为此，日伪千方百计对根据地进行封锁，造成进出根据地的客货船只无法通行，加上国民党地方武装的袭击，散兵、土匪的抢劫，造成来往于长江的客货船只，航行到皖江一带时，损失极大。他们视水路为畏途，造成根据地食盐、布匹、药品及日用百货等生活必需品异常短缺。中共芜湖党史第一卷记载：到1943年初，皖江根据地一度出现财政枯竭，战士们原来每月配发的10包香烟无法供给，常常连每天5分钱的菜金钱都无法兑现，困难重重。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打破敌人的重重封锁，针对皖南险恶复杂的环境，新四军七师除开展积极的生产自救，增加根据地财政收入外，提出：必须搞活贸易、组织商品流通，解决根据地物资短缺问题。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就是武装护商，确保商人进出根据地的安全。1943年初，新四军七师决定成立大江护商队，打通长江流域进出通道，保护到根据地进行商品贸易或途经根据地贩运货物的商人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承担对新四军军部的资金物资运送任务。

        1943年4月，在繁昌县黄浒镇感定圩（村）正式成立护商队，初期人员就达120多人，任命芮胜同志为队长，王成信、章科、邾繁先后任副队长。皖中区党委联络部高度重视这支队伍的建设，部长段洛夫为增强护商队的战斗力，从师直部队直接抽调一个排战士，由参谋方德祥带队参加护商队工作，并按照一个大队的编制和武器进行配备。抗战前夕，生活在皖南沿江地区的芮氏家族组织一个行会，他们将当地农副产品运到芜湖、南京、上海等地销售，换回生活日用品，因用船作为交通工具，称之为“芮氏船帮”。由于受当时外部环境的限制，新组建的护商队对外仍以“芮氏船帮”为掩护，先期任务就是武装护航。皖江行政公署主任吕惠生在日记中记载：“有重要的商人经过根据地，我们都派护商队护送。”随着形势的发展，护商队又承担起长江流域货船通过我军控制区过境税的征收任务。为此，皖南支队为此设立第二兵站，由芮少荣任站长，配合护商队资金物资的征收转运工作，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据《铁军·纪实》2013年第5期《蔡辉与七师富甲全军的经济奇迹》一文中介绍：“开辟二坝为对敌区特别贸易商港。一时间万商云集，江北的粮油土特产品在这里集中，流向江南；江南的工业品在这里转口江北广大地区。每天上收的过境税最高达百万元。”七师政委曾希圣在《皖江的抗日斗争》一文中也提到：“由于根据地内交通安全，所以，很多商人从上海、南京、芜湖购买商品运往大别山，都愿意从我们地区过境。这样，我们既扩大了政治影响，又增加了税收。”由此可见，护商和税收是一个整体，是皖江根据地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

        据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日记记载：七师1942年上缴税款为74.9万元；1943年为191.78万元；1944年1月至1945年1月的一年间，上交现款4400万元，翻了三番，折合大米8.3万担。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供给标准，可供20个甲级师的一年供养。1944年底至1945年，七师按军部要求调拨5000万元支援五师。到“1945年9月，七师奉命北撤时，已拥有主力部队3万余人，伙食标准最高（每人每月10元，主食大米，另发零用钱，1支牙膏，3条香烟）、军装最整齐（军部特批，全军唯一用料进口龙头细布）、武装最先进（全日式）的主力部队。” 这些同1943年初七师战士们常常连每天5分钱的菜金钱都发不出来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支队伍以后逐步发展成为皖江地区我党地下交通线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完成我党战斗任务的一支地下尖兵武装。日本投降时，七师派大江护商队，把已经印好的日文《敦促日军投降书》和中文印刷的《为欢迎伪军反正来归》布告送到芜湖驻军日军19旅团部和芜湖警备司令部，并配合新四军五十五团等部队占领芜湖南关地区。

        在烽火岁月中，大江护商队干部战士用鲜血与忠诚有力保障了抗日根据地的供给，为皖江抗日与热血，谱写出一曲曲英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