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反腐败斗争。他认为，打江山，夺取政权，要反对腐败；坐江山，巩固政权，更要反对腐败。总结毛泽东反对腐败的历史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的反腐败斗争和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一、夺取政权必须开展反腐败斗争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 1921 年成立时，虽然还未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但是，廉洁问题已历史地摆在党的面前。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也就是要推翻腐败的旧政权，建立廉洁的新政权。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视廉洁奉公和反腐败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桂东县沙田正式向红军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中规定：“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同年 5 月 4 日，在江西宁冈砻市举行朱毛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毛泽东讲话祝贺两军会师胜利，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认真执行。对违反者则严厉查处。1928年5月，红四军二十八团司务长在宁冈葛田乡买猪，谎称没带钱，就把猪赶走。查实后，红四军军委立即召开会议，最终作出给予枪决的决定。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等63人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毛泽东任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开始执政。在苏维埃时期，毛泽东对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进行了最坚决、最严厉的斗争。他把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称作是“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要求把“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并指出：“当着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容许此种现象。”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指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红军长征之前，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期间，处决谢步升案影响很大。谢步升出身贫苦，投身革命，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他生活腐化堕落，欺男霸女，走私贩运物资到白区，谋取私利。毛泽东闻知此案后，义正辞严地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3 年 2 月，谢步升被执行枪决。之后，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其中规定：“凡贪污公款在 500 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处决唐达仁又一次给中央苏区敲响了警钟。唐达仁当时担任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他利用职权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隐瞒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2000多元。结果是唐达仁被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警告处分。
        处决左祥云再次震惊了中央苏区。当时，为筹建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公略厅等，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中央政府总务厅任命左祥云为工程处主任，而左祥云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公章。问题暴露后，左祥云被执行枪决。
        此外，在中央苏区，毛泽东还严惩了于都县县政府贪腐窝案，将其中贪腐数额最大的4人依法处决，其余依法严办。
        抗日战争时期。1937 年 10月发生在延安的“黄克功案件”，是一件惊天大案。黄克功当年26岁，少年参加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担任过旅长等职，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被害人刘茜时年 16 岁，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太原求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学习，期间和黄克功谈过恋爱。后来，刘茜发现自己和黄克功在经历、性格、情趣等方面差距较大，便决定中断恋爱关系。但是，黄克功却纠缠不休，恼羞成怒，于 1937年 10 月 5 日傍晚在延河岸边将刘茜枪杀。案发后，黄克功被开除党籍。但是否对他判处极刑，党内军内有争论。毛泽东断然拒绝了包括林伯渠在内的许多人的说情，坚定地说，共产党必须功过分明，赏罚严明，功不抵过，罪不否功。1937 年 10 月 10日，毛泽东给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雷经天写了 424个字的复信。其中说道：“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1937年10月 11 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在延安，边区政府对违纪贪污行为的处罚非常严厉，1943年公布的《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中规定：“贪污 500 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肖玉璧也是个老红军，身上有 80 多处枪伤，时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但是，他以功臣自居，不把反贪规定放在眼里，利用职权贪污受贿 3000 多块大洋，后来竟然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军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结果他被依法判处死刑。肖玉璧不服，直接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接信后说：“你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这次和那次一样。”肖玉璧的被处决，进一步彰显了毛泽东反对腐败的决心。
        1944 年 3 月 19 日至 22 日，《新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叙述的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部分首领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争权夺利，最后导致彻底失败的过程。郭文连载完后仅 20 天，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把它列为学习材料。他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8月下旬，郭沫若在重庆收到了延安印行的《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他立即给毛泽东等人去信，感谢他们的鼓舞和鞭策。
        毛泽东于11月21日在延安挥毫给郭沫若复信。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解放战争时期。这时，我党我军面临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使命任务。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1947 年 10 月 10日，毛泽东为解放军总部起草发出一份《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要求全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1948 年前后，毛泽东还领导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着力解决军队成分复杂、党内不纯的问题，在查阶级、查工作、差斗志和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的基础上，广泛开展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大大加强了全体官兵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团结。经过新式整军，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
        1949 年进驻上海是对军队纪律建设成效的一次大考。旧上海是远东的第一大城市，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的汇集点，情况非常复杂，接收任务十分艰巨。为了顺利进驻接收上海，毛泽东指出：“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为避免因仓促进驻上海而陷入被动，他下令推迟了部队进驻上海的时间，并指示有关方面抓紧做好进驻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渡江战役总前委和华东局在苏南丹阳集中数千名干部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整训，着重进行纪律教育。5月10日，陈毅在丹阳对整训干部发表讲话，他强调说：“上海很复杂，我们到了上海要越小心越好”“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全体干部对入城纪律，在丹阳就要演习讨论起来”。5月下旬，第三野战军主力打进上海后，模范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严格遵守入城纪律。为了不扰民，在蒙蒙细雨中，部队和衣抱枪，悄然无声地睡在潮湿的路边上。早晨市民醒来，开门看到这一感人的场景，非常震撼，为之动容，对我们党和人民军队情不自禁地赞佩起来。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近半个世纪后，荣毅仁仍然难以忘记这件事带给他的冲击：“解放上海的炮声初停，无数解放军战士日日夜夜风餐露宿、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向全会作了重要报告。他估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他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防止骄傲自满，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还提议：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得到一致拥护，被作为6条重要规定。
1949年3月23日，是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北京的日子，毛泽东精神特好。这天上午，汽车马达已经轰鸣，毛泽东又想起了李自成的历史教训。他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紧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是毛泽东在胜利之时向全党敲响的警钟，提出的希望。“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表明了毛泽东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
二、巩固政权更要开展反腐败斗争
        新中国建立伊始，不法资本家利用金钱、美女，贿赂、拉拢、腐蚀国家干部；大肆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在国家订货中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大搞投机倒把活动，非法谋取暴利等等，从经济上向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政权发动了猖狂进攻。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面前，革命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贪污受贿，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同时，国家工作人员中挥霍浪费、追求享受和官僚主义作风开始冒头，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败坏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声誉。
        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新生政权，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951年底开始到1952年初，大张旗鼓地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特别是党内的“三反”运动，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反腐败斗争，被人们称为“开国第一刀”！
        在“三反”运动中，“刘张事件”震惊全国。刘青山、张子善是 1931 年和 1933 年入党，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英勇斗争，不愧为英雄的称号，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过自己应有的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他们两人，一个任天津地委书记，一个任天津专署专员。但是，他们在进城后，忘记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的谆谆教导，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他们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水灾区造船救济贷款，以及克扣民工供应粮等共计171亿元（当时旧币，1万元旧币相当于后来的 1 元人民币，下同），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勾结奸商，以49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损失，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救灾款，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高价卖给民工，从中渔利达22亿元；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共3.7 亿元以上，其中刘 1.8 亿元，张1.9亿元。
        “刘张案件”申报中央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开会，专门研究对刘、张杀不杀的问题。毛泽东态度坚决：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于是，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向毛泽东说情，希望给他们一个改造自新的机会。毛泽东听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 20个，200 个，2000 个，20000 个犯
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
        1952年2月10日，在省会保定市举行了河北省公审刘、张二犯大会，刘青山、张子善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处。
        对刘青山、张子善的严厉惩处，用实际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教育了全党，提高了全党拒腐防变的自觉性，也形成了以后几十年的风清气正。
三、毛泽东反腐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反对腐败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反对腐败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毛泽东反对腐败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紧密围绕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进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围绕红色政权建设，强调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反对贪污浪费，认为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抗日战争时期，围绕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对党政军一些干部的居功自傲情绪，强调反骄破满，谦虚谨慎，防止吃亏。在解放战争时期，围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京赶考要考出好成绩，决不做李自成。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强调预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做到“两个务必”。这样做的结果，使反对腐败目标明确，卓有成效，同时又促进了党的中心任务的胜利完成。
        反对腐败必须坚持从严从快的方针。毛泽东反对腐败另一 个 重 要 特 点 ，就 是 从 严 从快。凡是该杀的罪犯，不管他的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也不管什么人说情，毛泽东都不徇私情，坚持从严从快处决。例如，黄克功 1937 年 10 月5 日 犯 案 ，10 月 11 日 即 被 枪毙。又如，刘青山、张子善案上报后，立即获批，于 1952 年 2 月10 日执行枪决。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才能震慑犯罪分子，起到杀一儆百、杀一儆千、杀一儆万的作用。
        反对腐败要不断进行纪律法制教育。毛泽东反对腐败再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断对党员、干部进行纪律法制教育。强调党员干部要遵纪守法。他讲得最多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过纪律法制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增强了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姑息养奸、不教而诛是不行的，不是爱护干部的做法。
        反对腐败领导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无声的命令，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号召力，也是毛泽东反对腐败的最大绝招。毛泽东一生都反对搞特殊化，为全党全军树立了光辉楷模。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和官兵同甘共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两角钱的零用钱。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毛泽东的生活非常简朴。
        从 1953 年到 1962 年，他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有两件睡衣，补了又补，其中一件上有 67 个补丁，另一件上有 59 个补丁。他老人家直到逝世，一直穿着这两件睡衣。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给自己规定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经7个月没吃过一口猪肉。由于营养缺乏，腿上出现了浮肿。他还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不能搞特殊化。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党和国家保持了长时间的清廉风气。
        反 对 腐 败必须管好各级“一把手”。从毛泽东反对腐败的实践来看，多数犯罪分子是各级党政军的“ 一 把 手 ”。谢步升是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左祥云是“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唐达仁是会计科长，黄克功是抗大第六队队长，刘青山是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是天津专署专员。由于他们权力大缺乏监督，很容易腐化堕落，走向犯罪道路。毛泽东严惩的也正是这些人，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毛泽东反对腐败的理论和实践，对新时代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过去反腐败斗争的基础上，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恶必惩，坚持“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使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习近平总书记2022 年 1 月 18 日在中共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严厉惩治这一手绝不能放松，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理念管党治党，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