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
新四军老五团的烽火岁月
- 分类:红色记忆
- 发布时间:2024-04-25 19:22
我的父亲马长炎 1926 年投身革命,亲历了从1937年11月间的石塘谈判改编,1938年2月9日新四军老五团成立至1941年4月率领约70名同志皖南事变突围。见证了老五团的组建、发展全过程。现将父亲在老五团的经历及老五团的烽火岁月回顾如下。
老五团的成立
1938年2月9日,黄道受中央东南分局委托,在石塘镇昭武会馆(又称抚洲会馆,今石塘小学校内)召开了五团建团大会,举行营以上干部就职典礼,宣布建制。这些斗志昂扬、不畏艰难险阻的抗日战士,被编为三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并任命绕守坤为团长,曾昭铭为副团长,刘文学为政治部主任,父亲马长炎为二营副营长(实为教导员),等等,宣布命令后,接着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作出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的工作成果的决议》。整编期间,新四军参谋长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等领导曾来石塘看望全体同志。1938年2月25日五团从石塘出发开赴皖南岩寺集中整编。
红杨树对日作战
1938 年 5 月,日军占领了红杨树(地处安徽芜湖县红杨镇)。6月,新四军五团奉命,接替国民党军一四四师在红杨树以西阵地。五团团部驻西河镇,一营驻王村,二营驻红杨树,三营驻金家阁。五团接防后,与国民党一四四师、一零八师构成三角配置。一零八师阵地在五团右后方过龙山丘陵地带;一四四师阵地在五团的左后方王家庄一线。这样,五团的两翼是国民党军,前面是日军,五团被夹在两军中间,把五团推到抗击日军的第一线,实际是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给五团设置的一个陷阱。
当时这个防区的作战任务是,从日军手里夺回红杨树到马家园一线的阵地,然后扼守青弋江两岸堤圩,阻击日军南进。时任五团团长孙仲德毕业于保定军校,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军事指挥官。一天夜里,他布置五团二营(陈仁洪任营长,马长炎任副营长)选了十几名有经验的侦察兵,每人带上七八个手榴弹,摸到日军防区铁丝网暗处,大部队在后面配合,突然间连咋呼带打抢,手榴弹声、枪声和呼喊声,折腾了大半夜,闹得日军六神不安。孙团长这一招很灵,因为日军刚占领红杨树,摸不清周围情况,又没有坚固工事,第二天一早便急急忙忙撤出红杨树,龟缩到湾沚据点。一夜之间,红杨树就回到新四军的防区,受到国民党三战区的点赞。但日军不会死心,还会再来争夺红杨树。
1938 年 8 月,当时驻湾沚日军,是日军派遣军总预备队的一部分,被派到湾沚担负芜湖上游江岸警备。这支日军约三四百人,下辖三个中队、一个炮队、一个机枪队,分别驻在柿子园、三面稻场、下街头、老人桥、小赵村、大洋桥、巴斗山、芳山等8个据点。这一天,驻湾沚的日军果然出动了,骡马驮着小钢炮、迫击炮,人扛着重机枪,沿着红杨树堤圩开来,进入五团的伏击圈。
在阵地上待命的五团官兵,听到孙钟德团长大声高喊“打!”,圩埂内的轻重机枪猛烈射击,打倒一串串敌人,日军大队长抽出指挥刀,败怒地大声叫喊冲进去。隐蔽在堤圩两侧的射手们,瞄准着鱼贯而来的日军,左一枪右一枪,打得日军低头卧在地上。堤圩的两侧是斜坡,不熟地形的日军走着走着就滑到田里去,个个摔得满身满脸都是泥水。
孙仲德团长知道歼灭日军的机会来了。他指挥全团各个隐蔽点,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不停地射向日军,不一会堤圩上下躺倒一大片日军。日军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打法,也没吃过这样的亏,他们发疯地乱成一团,一边乱放迫击炮,一边乱掷手榴弹,英雄的五团掀开堤圩的障碍物,新四军可以看到日军,日军看不到新四军。敌人的迫击炮、掷弹筒,打近了炮弹落在阵地后面,打远了落在堤圩上,新四军躲在圩底的隐蔽部看“热闹”。面对这样的阵地防守战,日军大队长无可奈何,狼狈地拖着上百尸首悻悻而去。
五团首战告捷,全团官兵既振奋,又清醒知道日军还会再来争夺,便连夜加固工事,在通向敌方的河内,砍倒几棵大树把河道堵死,防止敌人用汽船攻击。同时,又特别加强了红杨树侧后几条圩堤的防备,防止日军夹攻。
果然,几天后日军又来进攻红杨树。这一次,日军接受前几天的教训,不再大张旗鼓地猛冲,而是利用堤圩放慢地逼近。这样虽然减轻了日军在堤圩上的伤亡,但是日军一到五团隐蔽地带,也就无计可施了。五团官兵躲在暗处,沉着射击,越打越准,日军怎么也靠近不了前沿阵地。
日军大队长就地改变打法,采用小分队迂回前进,企图从侧后夹击五团,但同样遭到五团的有效射击。日军大队长见进攻不能奏效,伤亡越来越大,便下令撤出红杨树。
红杨树阵地,原系国民党军三十二集团军两个师的防区。曾经被日军占领过一段时间。这次日军两次进攻伤亡 200 多人,丢了许多枪炮,才知道是败在新四军手上。日军哀鸣道:国民党军是日军的弱手,唯有新四军才是日军的强手。从那以后,日军不敢来进攻红杨树。时间一长,红杨树仿佛成了一块安定的航道。
新四军五团在红杨树接连打了胜仗,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产了,极大地鼓舞了这个地区的群众。
保卫繁昌
1939年起的两年间,日军对繁昌频繁“扫荡”,新四军对日军大小战斗不下200次,仅在1939年的1、2、5、11、12月间大规模的保卫战就有5次。这其中尤以11月份的第四次繁昌保卫战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最惊心动魄。在繁昌4次保卫战打响之前,谭震林找我父亲谈话,拍着他的肩膀说:“长炎同志,敌人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是一场恶仗,要教育部队做好充分思想准备。”遵照谭震林的指示,父亲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进行了传达,动员,并要求各连、排干部直至班级干部,都指定替代人员,以保持部队指挥不间断。大家下定决心,一定要打败日本侵略者。11月14日下半夜,日军一三三联队西川大队,与新四军五团三营在梅冲西北接触。另一路1000余日军由黄浒向塘口坝扑来。在这紧急关头,父亲迅速将全营集合起来进行战前动员,他要求部队要有打大仗、打恶仗的思想准备,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人在阵地在,开展竞赛,杀敌立功,多抓鬼子多缴枪。接着营长陈仁洪命令四连连长兼指导员林昌扬带领全连沿金冲方向迅速占领制高点—乌龟山阵地并抢修工事,五、六连保障四连侧翼安全。正当新四军前进抢占乌龟山顶时,敌人也到了乌龟山脚下。林连长指挥全连猛烈冲锋,迅速占领了乌龟山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15日上午8时敌人又向乌龟山发起冲锋,连长兼指导员林昌扬和两个排长及三个班长先后牺牲,战士们无比愤怒,喊着为战友报仇的口号,向敌人猛冲,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日军又一次被打退。这时谭震林来到二营指挥所,站在重机枪手位置观察。父亲估计敌人会用炮火报复,硬把谭副司令拉了下来,他们刚离开原来的位置,一发炮弹就落了下来,真危险啊!谭副司令却风趣地说:“敌人送那么大的蛋,你看多客气!”上午9点来钟陈营长右臂负伤,包扎后仍在坚持指挥,谭副司令要陈营长下去治伤,由父亲继续指挥战斗。战斗到黄昏,日军伤亡惨重,其中川岛中佐被击毙,无法再组织进攻,天黑后他们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偷偷摸摸来收尸。这次血战经过22小时,终告结束,敌人先后投入兵力达 2200多人,死亡 400多人,新四军缴获了一批枪炮子弹,伤亡了80多人。随后在20日晚,日军一三三联队会同川岛警务队2000余人报复,二营在父亲指挥下对敌进行伏击,配合友军包围县城,将敌人赶出了繁昌城,这次战斗敌伤亡 100 多人,新四军仅伤 9人、亡 2人,以 1:10的成绩在新四军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是新四军老五团,抗击日军,消灭大量日军的光辉战例。
无为备战
1939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谭震林突然把我父亲找去谈话,语重心长地说:“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啊!长炎同志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你带领一支精悍的队伍到江北无为县去,名义上是扩军,到了那里,你要把无为的东西南北跑遍,了解所有的情况,包括敌情、民情,长江南北交通情况,一个月后回来向我汇报。”一个月后,父亲向谭作了汇报,谭听了非常满意,高兴地说:“不错,你们这么短时间就了解了许多情况,还扩编队伍。很好,很好!我们的目光就是要放到江北。”从谭副司令令人无比兴奋的神情中,父亲感到他正在思考着皖南新四军发展的方向。 1939年 12月底,谭震林又指派父亲带数十人的精干部队去无为,前后活动了三个月。在无为与县委胡德荣同志会合,从西跑到东,从南跑到北,对什么地方有日伪军,什么地方有土匪,什么地方有鬼子据点,什么地方有国民党军队,都摸得一清二楚。父亲回到繁昌后向谭做了详细的汇报,谭副司令非常高兴,拉着父亲的手说:“长炎同志辛苦了,不简单,你不仅跑遍了无为,了解了那儿的敌、我力量对比情况,还扩充了三四十人,收获真不小啊!”在座的还有支队政治部主任胡荣。谭副司令说:“你下次去无为,回来后可向胡荣同志汇报。”这次谈话中,父亲隐约地感到谭副司令可能要离开三支队了。 当父亲再次从无为返回繁昌时,谭副司令已调到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去了。谭走前说的那句“皖南虽好,但非久留之地”的话语却一直留在父亲的脑海中,感到皖南新四军应该向江北发展,这是正确的发展方向,父亲多次去江北无为一带摸清敌、我、友三方情况,正是为了新四军向江北发展做准备。
1940年11月,军部派出一个渡江筹备小组,过江到无为侦查渡口,筹集船只,父亲因经常在江北活动,情况比较熟悉,也带着所部参加了渡江筹备组的工作。他们在江北很短的时间里面找到了一、二百条船,渡口也都一一看好了。那时三支队在皖南的部队,也在繁昌西南水龙山、张家大山、蝌蚪山一线,夜以继日地构筑工事,加紧做好掩护大部队过江的准备工作。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准备就绪,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密谋在江北和江南前堵后击,并通过广播透露此消息,称日伪军在江中布置阻拦,迫不得已,新四军军部最后确定绕道走茂林去苏南,再择机北渡的路线。
血浴皖南
1、激战高岭。1941年 1月 6日,五团担任军部后卫的任务,这时部队士气高昂,大家把棉被、棉裤里的棉花掏了出来,只穿一条夹裤,背一床夹被,能不带的东西都尽量扔掉,以便轻装上阵,迎击敌人。7 日晚 10 时左右军部命令五团抢占高岭,阻击从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五团在高岭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坚持了三天,敌人在阵地前丢下了几百具尸体,而父亲的二营只伤了二三十人,高岭就像一道屏障,死死挡住了太平方向来的敌人,胜利地完成了军部交给的任务。指挥员们赶了三四天的路,经过了激烈的战斗,没吃什么东西,没睡什么觉,但由于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没有多大伤亡,士气是高昂的。
2、血染东流:五团从高岭下来,向东流山转移,天下着雨、雾很大,路更滑,父亲和陈仁洪等丢下战马,和战士们一道步行,轻装前进。11日拂晓赶到了石井坑,听到四周山上到处响着枪声,周围的几个庄子及其山坡路旁,到处有不成建制的部队。远远看到前面树林里有电台的天线,知道军部就在前面,不一会儿就看见叶军长站在一个小土坡上,手里举着望眼镜,不停地观察周围山上的战斗,神情很镇静。叶军长看到五团的队伍仍很整齐,非常高兴,他笑了笑,对父亲说,你们来得好。我们的队伍正在石井坑周围的山上跟敌人激战,已经很疲惫,你们二营赶快到东流山主要高地,把教导总队的同志换下来,掩护其他队伍休整,他用深情的目光看着全营的同志。提高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五团是红军的部队,在场的许多同志从 30 年代起已经屡建战功。今天把坚守东流山的任务交给你们,就是考虑到五团是一支过得硬的红军部队。他指着外王家南侧山坳里的指挥所说:“我叶挺就在这里跟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部队听了叶军长的话,不约而同地喊起口号,坚决听从叶军长的指挥,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父亲和陈仁洪带领部队很快地上了东流山,后来一营、三营的同志也上来了。
五团到东流山后马上构筑工事,一营在左,靠近主峰,三营在中,二营在右,各守一个山头。当时全团尚有1500人,11日下午,敌人四十师向东流山发起进攻,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成营成团地轮流攻击。但都被五团打了下去。在战斗中新四军的机枪、手榴弹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战士个个像猛虎一样,枪管打红了,就从敌人尸体堆里面捡一只再打。尽管有几次敌人已经冲了上来,但是到了黄昏还是被打了下去。天黑以后敌人停止了进攻,新四军抓紧时间一边整修工事,整顿组织,一边到阵地前收集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和实物,充实自己,迎接更大更残酷的战斗。从抓到的俘虏口中知道,敌四十师一个旅长被新四军击毙,另一个旅长被击伤,部队损失过半。因此,敌师长下令抓到新四军五团的人一个不留,一律枪毙。二营一个战士打趣地说:“咱们五团还是特殊待遇。”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12日下午,敌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敌人先用迫击炮朝东流山猛烈轰击,山顶被爆炸的烟雾团团罩住,阵地上到处是炸断的树枝和炮弹掀起的黄土,茅草和松树燃烧着,发出“哔哔啪啪”的声音,炮停了,敌人开始用机枪扫射,当敌人快接近新四军阵地时,父亲和陈仁洪规定,敌人不到跟前不打,打不倒不打,以免过早地暴露目标和浪费子弹。敌人向阵地前沿移动,三营的重机枪响了,敌人集中火力强攻三营阵地,攻了一阵被打退。敌人发现二营这边没有动静,就向这边冲锋,当敌人冲到二营阵地跟前时,陈仁洪立即指挥部队反击。 四连五连迅速从右侧插到前边的六连阵地,二营的机枪也响了,手榴弹同时发挥威力,战士们个个如猛虎一样,在数倍于我的敌人面前毫不畏惧,英勇反击。阵地有几处被敌人突破,战士们就同冲上来的敌人肉搏,有的在几个敌人的围攻下壮烈牺牲,有的干脆拉响手榴弹同敌人抱在一起同归于尽,山坡上堆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在二营的英勇反击下,敌人终被打退。
不一会敌人又调集兵力,漫山遍野地向二营阵地冲来,新四军打退了一批,他们又上来一批,在激烈的战斗中,营长陈仁洪不幸左胸负伤,棉衣被染红,父亲立即接过指挥旗,继续指挥战斗。父亲看到二营三营的同志已经负伤大半,气得两眼冒火,指挥旗一举,大声喊道,“同志们,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向敌人讨还血债!”父亲身先士卒,率领队伍像一阵狂风似地冲下山去,打得敌人狼狈逃窜,阵地依然掌握在新四军手上,敌人被打下去后,父亲遍身是血,眼睛发花,手提不起来,左胳膊负了伤。他用电话向团部说明了情况,团部立即派员接替了指挥任务,父亲把快慢机交给了特派员刘国兴(注:刘苏闵将军的父亲)。父亲离开不久,部队就组织突围了,伤亡很大,五团六名营级干部两名牺牲、三位负伤,二三营只剩下几十人。其余同志全部牺牲在东流山上,鲜血染红了东流山的岩石。
3、养伤突围:天黑时,侦察班的同志用树枝和绑带做了两副简易的担架抬着父亲和陈仁洪向枪声稀疏的方向前进,父亲由于左肩胛骨被打穿,伤了关节,痛得厉害,连续几天发着 40 多度的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也没有药品,敌人每天搜山,山下仍控制的很紧,饥饿寒冷和伤痛威胁着父亲一行。在这严酷的环境面前,有的同志开始出现急躁情绪,父亲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给大家讲红军游击队在闽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并鼓励大家说:“党要我们隐蔽突围,保存力量。我们坚持下来就是胜利。为了解决吃的问题,大家在山上挖野菜和无毒的植物充饥。到了2月份,他们找到了对新四军有深厚情感的凤木匠一家。2月中旬找到了项英、周子昆、李志高、谢忠良等20多人。3月16日晚上,李志高、谢忠良同志带了十几人抬着负伤的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来到了父亲的隐蔽地,告诉他们一个不幸的消息,3 月 14 日项英、周子昆被叛徒刘厚总打死了,黄诚负了伤,送到你们这里休养治疗。半个月后,父亲找到了地方党组织,留下了刘奎、李建春、黄诚等同志在皖南党的领导下,组织游击队继续开展地方战斗。4月10日黄昏,在皖南事变中失散的新四军队伍在凤木匠家集合出发,当时共有六七十人,其中营以上干部有父亲、陈仁洪、李志高,谢忠良、罗贤涛、胡金魁、杨汉林、李建春、李元、龚杰、陈建华、欧德胜、胡金龙等十几人、连级干部有刘奎、何继生、彭士宝、吴生茂、柳向光等十几人,排级干部有李德和、郑德胜、张益平等二三十人 。
4月13日黎明前,父亲、陈仁洪等一行六、七十人安全突围到达江北白茆洲,在胡家瓦屋见到了曾希圣、孙仲德等同志,在这里父亲一行汇报了皖南事变,项英和周子昆遇难,以及他们突围的情况,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回到了江北,与主力部队汇合了。1941年5月新四军七师成立,父亲任五十六团一营教导员,同年8月任五十七团政委。
老五团有这么几个特点:苦大仇深、革命意志坚定;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斗争经验丰富;组织纪律性强、勇挑重担、为革命奋不顾身;来自人民、热爱人民、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也就是老五团的精神。我们老五团的后代就是要把父辈的革命精神接过来传下去,让其精神永放光辉,让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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