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底，新四军新军部刚刚成立，陈毅、刘少奇等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为了团结广大抗日爱国人士，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在盐城召开一次盐阜区文化名人和著名绅士座谈会。阜宁县(含今滨海县)的庞友兰、杨芷江、田厚斋等人均在邀请之列。由于新四军初到盐阜地区，他们对新四军还不了解，因而对是否参会疑虑重重，犹豫不决。特别是清末举人、曾任中华民国民政部官员的庞友兰和曾在北洋政府与军队中任职的杨芷江更是疑虑重重，举棋不定。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厌恶官府、军队腐败黑暗辞官回乡的，在他们的想象中，新四军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此，当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两次写信邀请庞友兰出任阜宁县参议会参议长一职时，他都复信辞谢，明言“国共两党如两姑，地方士绅如子妇，两姑之间难为妇”。
        这次，他们接到陈毅、刘少奇派骑兵通讯员送来的言辞恳切的邀请书，考虑再三，决定参加会议，看一看新四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到达盐城后，他们受到陈毅、刘少奇等新四军领导人的热忱欢迎。他们看到陈毅、刘少奇等高级领导人和普通战士们一样，穿着灰色的旧军装，脚着布鞋，陈毅军长的膀弯和肩膀上还补着补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顿时肃然起敬。在会上，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关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慷慨激昂的演讲，更使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赞不绝口，不断喝彩鼓掌。午饭后，他们特地到厨房和战士们的营地走了走，看了看。从炊事员和战士们的口中得知，新四军领导人和战士们一样，平时吃的都是杂粮、山芋、南瓜等，根本没有吃小灶、搞特殊化的举动。开明士绅们深感这支清廉的部队和腐败的国民党军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庞友兰连连说道：“过去国民党报纸上宣传共产党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全是骗人的鬼话。我此次真是不虚此行，大开眼界。真是如酒解醒、如梦初醒、如坐春风、如沾雨露”。同年 2 月，他们三人都参加了阜宁县第一届参议会，庞友
兰、杨芷江当选为参议会副参议长，田厚斋当选为参议员。从此，他们与共产党、新四军紧密合作，积极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去。
        1943 年春，在日伪军大“扫荡”中，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派人将师部的钞票、银元、金条等军饷运到海边杨庄，交给杨芷江保管。杨芷江欣然同意，并叫人妥为埋藏。大“扫荡”结束后，杨又如数把军饷交还给新四军。不仅如此，他还毅然接受共产党、新四军的委托，把邹韬奋、鲁芒、贺绿汀等 20 多位随军干部和文艺界名人留在家中打埋伏，冒着生命危险，与敌周旋。黄克诚在《盐阜区反“扫荡”》一文中说道：“地主士绅在对敌扫荡中表现亦很好，与我们帮助极多，保护干部、保存资料、埋伏同
志，能同生死共患难”。
        新四军以民为本、关注民生、修筑海堤的故事，也使各界人士对新四军刮目相看，赞不绝口。阜宁县是一个临海县份，历史上多次遭受惨重的海难损失。”1939 年农历七月十六发生的大海啸，使沿海地区上万亩农田被淹没，40多个村庄被吞没，3000 多人死于海啸。开明士绅杨芷江、张景繁等呼吁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修筑海堤。在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才下拨 20 万元修筑海堤，可是经办人员从中渔利，几经克扣，最后仅用 11 万元修了一道根本挡不住海潮的小海堤，次年大汛，沿海百姓仍然遭受严重的海难损失，人们讥笑这道海堤为“韩小堤”。
        1941年2月，阜宁县召开参议会，在刘少奇、黄克诚等新四军领导人的支持下，一致通过了副参议长杨芷江和参议员田厚斋等人关于修筑海堤的提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发行公债方式，筹集60多万元，开明士绅也纷纷捐款，实行以工代赈，动员1万多民工筑堤。在大堤堵口时，黄克诚下令八旅二十三团官兵赶赴现场，与民工一起跳入水中，形成人墙，挡住潮水，保证大堤合拢。在筑坝期间，黄克诚、张爱萍、曹荻秋等领导人经常到工地视察并和民工一起参加劳动。5月间，当海堤施工进入关键时刻，日伪出动飞机在工地上空盘旋干扰 ，土 匪 武 装 也 进 行 骚 扰 破坏。但是，各阶层人士和万余民工在县长宋乃德、区长陈振东、参议员田厚斋等人的指挥下，毫不动摇，团结奋战，经过84 天努力，终于筑成了长 96 华里、高 2.2 丈的海堤。当年 8 月23 日，比 1939 年海潮水位还高6寸的海啸潮水袭来时，新海堤岿 然 不 动 ，沿 海 百 姓 一 片 欢腾。通过两次筑堤的鲜明对比，广大人民群众和开明士绅认识到，新四军真正是人民的军队，抗日民主政府真正是人民的政府。当地百姓一致要求把新海堤命名为“黄公堤”，后经黄克诚竭力辞谢，遂改为“宋公堤”(纪念县长宋乃德)。杨芷江激动不已，亲自撰写了《宋公纪功碑》碑文，歌颂共产党、新四军全心全意为民造福的丰功伟绩，文中写道：“感公之德，颂公之功，公议勒石，以垂久远。”
        同时，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做法，也赢得各界人士的钦佩和信赖。在反腐倡廉方面，盐阜区制定了《盐阜区各县惩治公务人员贪污暂行条例》，其中第七条规定：贪污额超出500元以上者处死刑，不足500元的将根据贪污财物多少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或劳役，而对克扣军饷和倒卖军火者一律处以死刑。这些法规不仅量刑标准非常严厉，在执行上更是一丝不苟。
        1943 年发生在阜宁县八滩区的一个案件令人震撼，惊心动魄。有一位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女战士，名叫王庄霄，当时任八滩区委副书记，只有20 岁。在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残酷的大“扫荡”时，大作家鲁莽、艺术家贺绿汀和“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等文化名人不便随新四军主力部队行动，被安排在海边开明士绅杨芷江家隐蔽。事后，鲁莽一行来到了八滩 区 ，受 到 王 庄 霄 的 热 情 接待。年轻漂亮、热情好客的王庄霄和英俊潇洒、多才多艺的鲁莽是昔日校友，两人一见钟情，谈起了恋爱。由于在八滩
多待了几天，一行人吃掉了百十斤公粮。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连声说：这是多吃多占行为，有损于我们党、我们新四军的形象，在群众中影响不好，必须严惩!当时，有很多人为她求情，才保住一命，但被关了几天禁闭，停职反省写检查。
        后来，她回新四军三师工作，表现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庄霄任上海市司法厅副厅长。1984年，她到北京参加全国纪检政法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已是80岁高龄的新四军老将军黄克诚。黄老记忆犹新，意味深长地对她说：小鬼啊，你不记恨我吗?当年我对你们确实是太严了。吃了百十斤公粮就要处理你，这有什么了不起啊，况且又不是你一个人把粮食吃掉的。要不是阿根(指邢子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杭州市委书记、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同志讲情，你真的险些成了我的枪下小鬼了，真是对不起啊。紧接着，黄克诚又说：“当时，对我们党的干部和新四军战士的要求是高的，必须以身作则，必须带头遵守纪律，不能搞特权自私……否则，我们在群众中站不住脚，人民是不会相信和拥护我们的，我们也不会取得今天的胜利的!”
        新四军一反旧政府“官官相护”的恶习，在反腐倡廉上言出法随，使社会各界深受震撼，在人们的心中铸起了清正廉洁的巍巍丰碑。杨芷江曾经十分感慨地说：“将来中国的天下，一定是他们（共产党）的！”